安徽人文荟萃，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各具独特价值。近年来，相关研究持续推进，《安徽“五大文化”丛书》的出版更标志着这一领域的工作进入系统化阶段。与此同时，一个结构性问题也日渐显现：五种文化各自表述充分，整体贯通却明显不足。徽州文化属于地域文化，长江文化与淮河文化属于流域文化，大运河文化是交通线性文化，黄梅戏文化则是戏曲艺术文化——四种分类逻辑并存，研究格局不够均衡，由此引出两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五种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精神基因？能否在多样性中提炼出一个整体性的安徽文化标识？学界已多次号召加强对“五大文化”的整体性考察，认为它们并非五种地域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共同反映出安徽文化的历史演进脉络与总体风貌。有关专家呼吁，不能满足于“列家产”“数家珍”“叙家事”式的自我介绍，而应将其整体置于整个中华文化的大系统、大坐标上予以考察。

　　水脉格局：安徽文化的地理基底

　　安徽地处淮河与长江两大水系之间。“襟江带淮、沟通南北”的地理特征，使这里自古以来便是文化交汇的枢纽地带。上述分类维度不统一的根源，在于缺少一个能够统摄不同分类标准的共同尺度。水，恰恰可以提供这样一种尺度——它既是文化生成的物质基础，也是文化传播的自然通道。五种文化名目虽异，却均可还原为“水系—文化”的生成关系：淮河文化对应淮河水系，长江文化对应长江水系，徽州文化对应新安江水系，大运河文化对应运河（人工水脉）水系，黄梅戏文化则根植于沿江沿淮的民间水运网络。这一框架既承认了既有分类维度的客观差异，又通过共同的“水脉”基底实现理论上的统摄；既可揭示各文化“因水而生、沿水而兴”的内在逻辑，也可从整体上把握安徽文化“多元一体”的精神特质。

　　水系的分布、流向与连通状况，深刻影响着各文化的内涵与性格。流域文化研究注重“区域”与“流域”的融合，河流廊道既是资源集聚的通道，也是文化扩散的载体，文化传承在空间上呈现出从上游到下游、从主流到支流、从中心到边缘的秩序性。安徽“五大文化”之所以既能保持各自独特的面貌，又能在深层结构上相互关联，正与这一流域文化秩序的内在逻辑密不可分。

　　“五大文化”各自的精神特质

　　淮河文化：开放包容的“轴心熔炉”。淮河文化位于淮河中游，地处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辐射交汇地带，多元融合，思想开放包容。这里是管仲故里，道家文化亦发源于此。开放包容、道法自然，是淮河文化的核心品格。考古发现表明，安徽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距今约8800至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起，石山孜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等谱系清晰可辨，与海岱、中原、长江中下游等周边地区交流互鉴、融合发展态势明显。“四方辐辏”的地理位置，使淮河流域成为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熔炉。春秋时期，管仲提出“四民分业”的经济思想；战国至秦汉，老子、庄子创立道家学说，刘安编纂《淮南子》，集先秦诸子学说之大成。淮河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贡献了道家哲学这一核心精神资源，更在于提供了一个不同文明要素在此交汇、交融并生成新质的区域范本。淮河水系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塑造了淮河文化过渡、融合、包容的品格。

　　长江文化：融通创新的“文明廊道”。长江文化兼具长江流域文化的共性与鲜明的区域个性，内蕴独特的精神特质与价值基核，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中华文明存续、演进的重要标识性载体。皖江地区“襟江带湖”的地理特征，塑造了“因水而居、依水而兴”的生存智慧与“敬水、治水、用水”的文化基因。安徽长江文化的精神内核，集中体现为“融通创新、兼济东西”。考古学研究表明，巢湖流域与皖南长江流域是安徽史前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进程起步最早的地区。距今约7000年前后，郎溪磨盘山、繁昌缪墩、含山凌家滩等中心聚落相继出现。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800至5300年，拥有完整的祭祀礼玉体系与明显的社会分层，被认为是长江下游文明化道路的先锋，深刻影响了良渚早期国家的形成。磨盘山遗址连续近4000年的文化堆积，彰显了皖江地区在“崧泽文化圈”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从历史时期看，皖江作为“吴头楚尾”的文化交汇带，既吸纳了楚文化的浪漫雄奇，又融合了吴越文化的精致灵动。长江赋予皖江地区贯通东西的天然优势，也赋予其文化上融汇南北的革新气质。

　　徽州文化：稳定传承的“山中桃源”。徽州文化是具有千年历史稳定性和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区域文化，兴起于南宋，源于中原文化，本质上是汉文化在徽州区域的自我发展。它是汉民族山区农耕文化自我传承的突出代表，也是传统中原文化自我衍化的经典案例。一言以蔽之，徽州文化的品格可概括为“贾而好儒、传承稳定”。新安江水系环绕的徽州山区，地理上相对封闭，为中原移民带来的儒家文化提供了稳定传承的空间条件。南宋以后，徽商借助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的水路通道，将商业版图拓展至江南乃至全国。致富之后，徽商将大量财富投入教育、宗族建设与文化事业，形成了“商成帮、学成派、立潮头”的良性循环。从南宋至晚清，新安理学、皖派朴学、徽派建筑、新安画派等文化成就一脉相承、连绵不绝。徽州文化的稳定传承与水系格局的相对封闭密切相关。新安江上游的山区地理使徽州得以在战乱中保留中原文化的火种；而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的水路又使徽商得以走出大山、沟通外部。开放与封闭的张力，塑造了徽州文化“对内坚守传统、对外开拓进取”的双重品格。

　　大运河文化：贯通南北的“商贸脊梁”。大运河安徽段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运河沿岸形成了以商业、水利为核心的文化遗产，涉及漕运、商贸、农业等多个方面。“漕运商贸、南北贯通”是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特质。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开通后，将黄河与淮河水系连为一体，安徽淮北地区由此成为南北漕运的重要通道。运河沿岸的埇桥、泗县等地，因运河而兴，商贸繁荣，成为南北货物与文化交流的节点。运河作为“人工水脉”，功能与自然河流有所不同——它是国家意志与区域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大运河文化的精神特质在于“贯通与连接”：它连接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连接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也连接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

　　黄梅戏文化：扎根民间的“人民艺术”。黄梅戏文化伴随着黄梅戏艺术的发展逐渐积淀而成。黄梅戏艺术之所以能够形成文化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其内在的人民性。它根植于民间，具有“带有泥土芬芳的高雅”特质，群众基础深厚，其生命力诠释了“雅俗共赏”这一艺术发展的永恒主题。黄梅戏文化的核心品格可概括为“雅俗共赏、泥土芬芳”。黄梅戏唱腔吸收了沿江地区的民歌小调，剧目内容反映了江淮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长江水路不仅是黄梅戏传播的物理通道，更是其艺术生命得以延伸的文化血脉。皖江沿岸的城镇码头是黄梅戏演出的主要场所，船工、商贩、农民是其最忠实的观众。没有长江水路的交通网络，就没有黄梅戏从乡野小戏向全国性剧种的跨越。

　　2026年7月9日，大型三国史诗实景剧《曹操》在亳州市华佗百草园景区首演。刘勤利/摄

　　多元一体：五种文化的内在关联与整体特质

　　五种文化之间既存在纵向的历史关联，也存在横向的互动关联。长江和淮河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隋唐以降，大运河的开通使安徽成为全国漕运体系的重要枢纽；南宋以后，徽州文化走向鼎盛；明清之际，徽商依托长江与运河构筑的商业网络，将安徽文化的影响力推向全国。五种文化并非各自孤立演进，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相互承接、彼此激荡。在横向互动上，徽商的商业网络将各文化区域连为一体，戏曲、学术、商贸等领域的跨区域交流也从未中断，各文化在相互激荡中不断丰富自身。

　　综合五种文化的共性与关联，可以提炼出安徽文化的整体性精神特质。

　　开放包容——安徽地处南北文化交汇地带，各文化均体现了文化融合的特质。淮河文化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辐射交汇之地，长江文化是“吴头楚尾”的文化交汇带，徽州文化源于中原文化的南迁与在地化融合，大运河文化与黄梅戏文化则产生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之中。

　　融通创新——“通变”精神是安徽文化长期延续的重要内在因素。长江文化的“融通东西”、淮河文化的“道法自然”、徽州文化的“贾而好儒”，均体现了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的文化品格。

　　崇文重教——徽州文化“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淮河文化贡献了管子、老子、庄子等思想巨匠，长江文化孕育了桐城文派与新安理学，黄梅戏文化则以“雅俗共赏”的艺术追求体现了文化普及的理想。

　　求真务实——徽商“贾而好儒”的务实品格，淮河文化“治水、治淮”的实践智慧，长江文化“敬水、治水、用水”的生存哲学，大运河文化以漕运商贸为核心的实用导向，无不彰显了这一精神特质。

　　综上，“水脉即文脉”视角下的安徽“五大文化”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解释文化特质的成因，更在于为安徽文化的整体性认知提供方法论支撑。五种文化之间存在的纵向传承、横向互动与精神共鸣，使“五大文化”构成了一个既多样又统一的有机整体。有学者以“水”为喻：“长江、淮河，是文化起源之水；大运河，是商业流通之水；徽州，是人文美学之水；黄梅戏，是流淌在田间地头、老百姓心头的艺术之水。”这一比喻生动地揭示了“水脉即文脉”的深层意涵。以水脉贯通文脉，以整体审视多样，当能更深刻地理解安徽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价值。

　　（作者为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淮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