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节日，我想起了母亲和张老师。母亲和张老师是同事，亲如姊妹。

　　张老师虽说是女性，但块头高大，声音宏亮，性格爽朗。她不是宿松人，但在宿松居住了很长时间。不过，她说起话来，依然是外地口音。

　　小县城的人听惯了本地口音，听到了外地口音，总觉得是来自大城市的人，除了有好奇，潜意识里还有念生。

　　张老师教小学语文，那块头，那声音，那性格，那口音，让学生噤若寒蝉。很快，有学生发现了张老师的一个“秘密”——张老师不戴眼镜，却是高度近视。那个时候，戴眼镜的人很少。戴眼镜的人，人称”四只眼”，形象而丑化。发现张老师的“秘密”，纯属偶然。

　　那天，坐在前排的小平刚把一块糖果塞进嘴里，上课铃响了，张老师来了。小平看得清清楚楚，张老师死死地盯了他一眼。小平嘴巴紧闭，腿脚打颤，几乎吓尿了。然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小平以身试法，动了动嘴巴。

　　虽然“刘文学发现地主在偷公社的辣椒”，但是张老师没有发现小平在偷吃糖果。

　　这都看不见？小平先是不解，后是彻悟，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小平，用‘不但……而且’造个句子。”张老师大声点名。

　　“张老师不但是近视，而且是高度近视！”小平立马回答。

　　张老师听了，哭笑不得，尴尬至极。

　　下课后，全班同学都围拢过来，夸赞小平胆大心细，机智勇敢，比“刘文学”还“刘文学”。“刘文学”被掐死了，小平却毫发无损。

　　嘿嘿，小平就是我。

　　回家后，我还是被母亲打了一顿。我问，“打我干什么”？母亲说，“你说打你干什么？没大没小的东西”。

　　母亲是宿松人，师范毕业后和张老师在一个学校教书。后来，两人虽然调去了不同学校，但关系一直很好。过年过节，两家都有走动。

　　时逢一个节日，我家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电话那头就传来熟悉的外地口音：“小平，叫你妈接电话。”“妈，张老师叫你接电话。”我把电话交给母亲，就趁机溜到门外去玩了。她们这一聊，得要一会时间。然而不多时，我就被闹哄哄的声音惊着了。我走进屋去，看到电话这头，母亲竭力解释，却插不上嘴；听到电话那头，张老师不但声音极大，而且语速极快。她们一反常态，好像为什么事而不快。我知趣地退了出去，不敢再出去玩。过了好一会，屋里安静了下来，但母亲没有出来。我再走进屋，看到母亲呆呆地坐在那里。一直以来，我觉得母亲很强大。但是此刻，我觉得母亲很弱小。

　　“张老师说什么？”我询问母亲。

　　“没说什么。”母亲回答我。

　　从此以后，母亲不再提起张老师，张老师也不再到过我家。

　　幸好，那一年，我已经从小学毕业了。

　　不知哪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突然对我们说，张老师在她的家乡省城去世了。我们听了，都没有说话。第二天清早，我想不到母亲要搭车到省城去参加了张老师的追悼会。

　　当天晚上，我更想不到母亲又搭车赶了回来。

　　那时，没有高速公路，更没有火车。如果到省城去，单程就要六个小时。

　　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形容憔悴，身心疲惫。回来后，母亲大病了一场。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母亲被淋湿了一身。

　　人世轮回，张老师去世了，我的母亲也去世了。

　　那个节日里的电话，我不知道两个母亲到底为什么而不快？我也不知道两个母亲是否久别重逢，是否冰释前嫌，是否和好如初？但是在那以后，我知道自己会想念母亲，想起母亲身边曾经的那些人和事。（夏松平）